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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残酷的写实——重读《包法利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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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27 22:37:03

 

      年幼时候,是很难喜欢《包法利夫人》的,它不太合乎浪漫的情怀。虽然它具备一切浪漫剧的条件:年轻美丽的女主角,不幸的婚姻,负心情人,毁灭的结局。可事实上,却没有期料中的那种伤情。尤其是在大量阅读各种西方小说的青春时代,《安娜•卡列尼娜》,《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简爱》,《呼啸山庄》,《约翰•克利斯朵夫》,特别是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贵族之家》,《前夜》等,从中攫取的多是美丽的委婉的忧伤。青春时代,大都是崇尚感伤主义的。不幸和牺牲罩了幻想的光环,格外照耀着经验和认识都处于空虚的年轻时光。而《包法利夫人》却熄灭了光环,令人看见底下黯然的真相。爱玛的美貌、爱情、忧郁、希望和绝望,甚至于她的死,都是在缺乏同情和赞美的描写中,呈现眼前,更不要说别的了。这一切都不够热情和甜蜜,无法满足自恋的情结。即便是成年,再一次读《包法利夫人》,觉出了它的好,也不是为它醉心。相反,因你比年幼时清醒,于是便冷静了,它原是没有一点让人做梦的企图,你领受到的是更为真实的现实。所以,你是,折服,折服写实的残酷。

  重读的新近周克希先生的复译本《包法利夫人》,他在序言中,提到儒勒•德•戈吉耶由小说而发明“包法利主义”这个名词,定义为“人所具的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其实,这已经囊括了包法利夫人命运的所有性质。多情和善感,追究起来,竟只是“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终因“设想”和真实力量悬殊,跟循既定的逻辑,形成整个事件的因果的骨骼。可事情却又远不是一个定义那么简单,如同现实一样,“设想成为另一个样子的能力”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日常过程,这个过程是因果的骨骼上的血脉、肌肉、丰富敏感的神经,也是决定它不是定义而是小说的全部理由。

  还是要引用权威的语录,序言中提到的左拉的话。如左拉这样同是所谓自然主义者,他是能够了解写实的工作性质:“以《包法利夫人》为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的首要特征,便是准确地复制生活,排除任何故事性成分。作品的结构仅在于选择场景以及某种和谐的展开秩序……”“场景”、“和谐的展开秩序”,便是写实的美学要素。那么,“设想成为另一个样子的能力”,及遭致灭亡,是经由如何的“场景”与“展开秩序”而实现的呢?

  设想成为另一个样子的能力,是从爱玛十三岁的时候,开始孕育培养的。那一年,她被父亲送去修道院读书。爱玛在修道院里并没有如通常那样感到压抑,相反,她以她的所好攫取了多愁善感的养料。宗教、教义、宗教仪式,还有修女,为她组织了一个不真实的梦幻世界,她在此沉醉不醒。这是她浪漫的天性所致,也多少因为外省修道院的人性的气质。修女们对待爱玛非常友爱,忏悔时,神父缠绵的絮语,讲道中引用情人、婚姻的比喻,同学们偷带进来互相传看的精美画册,还有那个每月来修道院一星期做针线的老姑娘,唱古老的情歌,讲故事,说新闻,甚至散播小说这种世俗读物。在这里,终因为远离中心而纲纪松懈。于是,修道院便“充满温情”。爱玛的感伤性格在此得到丰厚褊狭的营养,她对生活的想象,即“欢愉,激情,陶醉”的概念,也在此完成。在这些概念化的想象之下,蕴含较深又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就显得太平淡了,平淡到她认为是个错误。

  她是在与包法利医生结婚之后,尖锐地意识到这个错误。此前,闺阁的生活再是沉闷,到底还说是有出路的,出路就是结婚。居住分散的外省乡间,又不是世家出身,婚姻的机会其实很有限。于是,当包法利这个乡间医生一旦出现,她便将幸福的指望交给了他,而紧接着就感到了失望。包法利这个笨人,实在是有着感人的爱,即便是对他从未爱过的前妻,也含着温情,何况是他深爱的爱玛。“他情不自禁地经常要去抚摸她的梳子、戒指和披巾”;他对她言听计从;为了换个她乐意的环境,不惜放弃他好不容易立足行医的托斯特,迁去永镇;在爱玛死后,还按着她的喜好行事;他终于发现爱玛不忠实的证据,被嫉妒打击得一蹶不振的时候,当他久久望着妻子的情人罗多尔夫,“他仿佛又见着了跟她有关的一样东西”,竟也嫌隙尽释。这样的爱是爱玛没有从书上读过的,因此便是在她想象之外。“而她又没法理解自己不曾身经的事情”,这其实是致命的缺陷,她的世界就是那么狭小,她没有体验的情感于她都是不存在的。由于她对客观的外界缺乏理解,或者说理解的愿望,她才可能一任发展“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走入幻觉的深渊。

  如同《包法利夫人》的副题“外省风俗”,包法利医生就是“外省风俗”的最好体现。他比爱玛更早登场,也更晚退场,是为爱玛的剧情演出序幕和尾声。这大约就是左拉所说的,“和谐的展开秩序”,命运的因素依着自然的规律渐次进入,逐步形成事端,又在事毕会留下影响。小说的开头便是幼年的包法利入学读书。这是一个老实、呆笨、心底淳厚、少见识但尽职守责的孩子,有多少乡村医生是用这样的坯子做成。他们巡游乡间,会的就那么几手,可却包治百病。有治不好的,也不见怪,因为有上帝召唤做后盾呢!而医生的品格就是见证。像爱玛这样一个乡下地主的女儿,与好名声的包法利医生结婚,已是她的福分。再不会有更加出奇制胜的机遇了,除非出现神话,比如辛德瑞拉的故事。而性格严谨的自然主义向来不制造神话,他们从不企图扭转“普通生活的平常进程”,于是他们便也无法扼止爱玛,这一个沉溺于自我幻觉的女人,一厢情愿地制造神话。当然,他们同样无法扼止生活的进程不断地击破她的臆造的神话。

    就这样,神话在爱玛的眼睛里显形了。那就是受邀到昂代维利埃侯爵府上作客。侯爵正为竞选众议员,重入政界活动:布施、演讲、承诺、举行舞会。包法利夫妇有幸进入他的视线。爱玛在小说、画册和浪漫曲中得到的神话的摹本,这时候竟化为真实的场景。一切都是真切的,活生生的。意大利风格的城堡,功名显赫的祖先的画像,放着枝形烛台和银餐具的餐桌,神情庄重的膳食总管,四组舞,沙龙舞,男宾,女宾,以及男宾和女宾的私通。而她差不多已经介入了这幅神奇的图画,成为画中人。有一位子爵不是和她痛快淋漓地跳了一大场舞,还有那么一小会儿妙不可言的对视?这个晚上可是叫爱玛开了眼,她终于身临其境。于是,没有理由不相信,她原是有可能幸福的。在回家路上,爱玛捡到了一个锈着纹徽的烟盒,它被爱玛认作是子爵的遗物。这个烟盒很像是那只水晶鞋,是一个证据,证明那个神奇的夜晚确曾发生过。不过,在这里,情形正相反,水晶鞋不是在王子手中,而是在辛德瑞拉手里。午夜十二点宵遁的也不是辛德瑞拉,而是王子。这就决定了事情将按生活,而不是神话的轨迹发展了。

  此时,令人想起了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为爱情抛弃的,不正就是爱玛的理想?在最后的时间里,山穷水尽的爱玛卑屈地走进公证人家中借钱,她竟还能注意到公证人餐厅里的摆设——“‘这才叫餐厅’,爱玛心想,‘我想要的不就是这么一间餐厅吗。’”所以,确实,爱玛的理想并不是梦幻,而是现实。不过,是别人的现实,而非她的,她的向往只是因此有了做梦的外表。真正追求梦幻的是安娜•卡列尼娜,因她有着特别强烈的热情。这热情使她远离现实,超凡脱俗。就如她卧轨之后,渥伦斯基的母亲说的:谁让她有那么多的热情?她有那么多的热情,对谁都没有好处。而爱玛呢,“在热情浪漫中间透出一股讲求实际的意味”。在此,所谓自然主义不得不流露出它的限制。由于他们不相信生活的偶然性,过于忠实“普通生活的平常进程”,于是,便失去了超凡脱俗的可能性。爱玛的悲剧,远不及安娜的高尚,她只是凡俗的悲剧。

  好,在经历了那个神奇的晚上之后,平常的日子就变得不可忍耐。虽然握着“水晶鞋”,王子却一去不返。为了治疗爱玛的抑郁症,他们迁去了永镇。外省风俗,在这里展现了全貌,也为爱玛“设想成为另一个样子”的梦幻剧演出布置了舞台。这样的循序渐进,层层展开,真是和谐的秩序。自然主义的写实技能又在此焕发出光彩。这个外省的小镇,既沉闷又风趣,既庸俗又天真,既邪恶也守着良知,固定不变却又暗藏着自然的永动性。就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而忠诚的写实就是提供给人各种看的角度。非常奇异,从同一种描写中,竟可以引出决然相反的感受。这倒是自然主义的好处,它保持平衡,能够将有机状态的生活搬上小说。

  与爱玛曾经生活过的乡间,无论是娘家贝尔特,还是夫家托斯特相比,永镇简直就是个城市了。它有行政机构,比如镇长迪瓦施先生,有宗教事务,比如神父布尼齐安,教堂执事莱蒂布德瓦,有法律部门,以吉约曼先生的公证人事务所为代表。商业也很繁荣,有金狮客栈以及其竞争的法兰西咖啡馆,有时装服饰商勒候,同时还做着放债和贷款的勾当,所以,永镇又有了金融活动。它人口比较集中,有长住的居民,也有流动人口,比如金狮客栈的包饭客人,莱昂先生。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小社会,多少有了一些机会。苛刻的自然主义,也只能给爱玛的浪漫剧这样一个舞台了。莱昂是剧中第一个露脸的角色。

  要不是莱昂的怯懦的审慎,他们的关系就不会分两步走了。此时的莱昂还是害羞的青年,有着少许的纯洁,必须到巴黎去上上课,将那么两点道德约束和纯良天性淘洗干净,再来做爱玛的浪漫剧中的男主角。暂时的,他只能缺席,把位置让给下一个角色:拉于歇特的庄园主罗多尔夫•布朗热先生。这可是个老手。他太了解女人,几乎每一步都按他的计划得手,势如破竹。他谈不上有多少了解爱玛,也没有多少了解的兴趣,如书中说:“新奇的魅力,渐渐地像件衣裳那般滑脱,裸露出情爱永恒的单调。”但他有足够的技巧,因人而易,随机应变,而且进退自如。对爱玛,他采取的是随心所欲的手法,于是,“他把她调教成了一个又柔顺又放纵的尤物”。

  在爱玛,罗多尔夫真是从天而降,拯救她出平常生活的王子,贵族出身,风流倜傥。她终于体验到了她想像中的激情。在这一径沉迷的过程里,她亦有少许清醒的时刻,珍惜起属于她那个阶层的质朴的感情,那是当她读鲁奥老爹的信的时候。信写得非常动人,写他如何向一个从永镇路过的小贩打问包法利一家的情形,小贩说在马厩里瞧见两匹马,于是,“我就琢磨你们日子过得挺顺当”,又写道他为未见面的小外孙女种了一棵李树,就种在女儿从前的房间的窗下。信中的话打动了爱玛,她曾一度把“设想成为另一个样子”的希望转移到日常生活里来。可惜,日常生活又一次欺骗了她,那就是轰动永镇的包法利医生为马厩伙计伊波利特的矫形足手术以惨败告终。包法利医生注定不可能创造奇迹,平常的日子也注定了无从摆脱庸俗、愚昧、无聊、无所作为,爱玛彻底放弃了改过自新的机会,义无返顾地投入罗多尔夫的怀抱。忠实的写实就是这样不留后路,它消灭了温情的感伤主义挽回局势的些许机会。现实生活不会顺应爱玛的幻想,有所改变,她不注意它还好,一旦注意便是迎头一击。

  罗多尔夫如同子爵一样,又从爱玛的生活中宵遁了。但他毕竟为爱玛做了更多,就像方才所说的,他将爱玛调教成一个“尤物”。此时,莱昂也被调教得差不多了。这个没大出息的小公务员,在巴黎吃不开。但在鲁昂,对付一个乡村医生的妻子,他那点在女工堆里混出来的风流,还够用。将就着,爱玛也还合乎他学做一个纨绔的条件。虽然不是贵族出身,但总归是乡间绅士的妻子,她可不是不用做工养家?所以,“她不正是一位上流社会女人,而且还是有夫之妇吗?总之,这不正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情妇吗?”这一回,爱玛终于建设起她的王宫,那就是鲁昂下城区的布洛涅旅馆里的客房,他们在其中尽享奢华与激情。在这间客房里,浓缩了她从少女时便酝酿起的理想。但事实上,这理想已经遭到了污染。布洛涅旅馆所在的杂沓地段上,多是剧院、小咖啡馆和妓女。他们的房间呢?“床是一张船形的桃花心木大床。红色的利凡廷里子绸帐幔,从天花板下垂,低到两端宽口的长枕的位置,才呈拱形往外鼓出,……幔杆顶端成了箭状,阳光一射进来,圆铜花饰和柴架硕大的圆球顿时熠熠生辉。壁炉架上,枝形大烛台中间有两只粉红色的大海螺,……壁炉边上,有张镶嵌螺钿的黄檀木小圆桌,他俩就在这张圆桌上用餐。”这就是爱玛的王宫,散发着资产阶级奢靡的趣味,还有着一股子香艳的气味。说实在,它看上去有些像一座妓院。再加上一个平民出身的公务员情人,爱玛的浪温理想已经变质了。

  逢到星期四,爱玛便假借去鲁昂上钢琴课,到布洛旅馆幽会。从头至尾,快乐和激情都被裹在阴沉灰暗的日常景致当中,真是无比悲怆。这也是写实的好处,它从不滥情,总是描写事物的最表面状态,而经过精密选择的表面状态,则像镜子一样反映出本质。在这一天里,爱玛起个大早,来到金狮客栈等马车,上路,车厢里渐渐挤满了人,然后看见了城市。下了车,走过散发着苦艾、雪茄和牡蛎这些夜生活的气味的街道,最后进了幽会的房间。傍晚时,别了情人,她还到喜剧院街的理发店做头发,伙计一边做头发,一边向她兜售化装舞会的票子。随后再上路,途中遇到瞎子,唱着低俗的小曲,归途显得格外的阴郁。这是真正的忧伤,和感伤主义甜蜜的玩味决然不同,没有一点可供享用与自恋的成分,有的尽是难堪。

  激情却在渐渐消褪,本来就带有虚拟的性质,水落石出还不是早晚的事。爱玛只得夸张她的激情,并且“指望能靠外界的力量来给它注入新的活力”——写信,做诗,抛玫瑰花,美食,礼物,肉欲……爱玛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处在了透支的状态。最后,她当真去了化装舞会,同书记员,医科学生,店铺伙计,甚至还有妓女,狂欢一夜。这时候,法院也受理高利贷者樊萨的起诉,前来执行还债。爱玛的死日就临头了。

  几乎是差不多的时间吧,爱玛在四奔八投找钱还债,托尔斯泰的安娜也在焦虑地奔走。爱玛被债物所逼,服毒自杀。安娜则为内心的热情驱使,最后投入轮下。爱玛的死是现实的死法,而安娜•卡列尼娜,却带有献祭的意味。前者是生活,后者是诗。严酷的写实绝对服从现实,它不创造升华。它将现实搬上纸面,铺排得和谐有序,在此和谐有序之中,生活的本来面目便裸露出来。是比现实中的理加严密、结实、决绝,为普遍的定律所推动。

  可能是年长的缘故,越过了感伤主义的关隘,比较能够接受这样的严酷的爱情故事。而复译本较为口语的叙述,也使得沉闷的生活状态有了阅读的活泼和风趣。重读《包法利夫人》,有益地使我认识了完善的、也是残酷的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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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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