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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小说拾零(附李健吾撰写的福楼拜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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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6-23 14:09:28

一、福楼拜的“我们”

 

读过《包法利夫人》的读者,大概很少有觉察到福楼拜的一个创作细节,从你第一眼阅读的时候,你就以一个默许者的身份参与了小说事件的亲历见证。

 

小说《包法利夫人》第一部一开头,福楼拜就使用了一个“我们”的称谓来引导读者走进去,关键的问题是,你起初根本没在意这一点,就已经进来了。福氏把这一称谓从小包法利随着“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撇进教室,到退学前每周四夜晚出教室散步“和校工闲谈”结束,“我们”就随之淡出小说了,更准确地说,是弥散在小说中了。

 

细心的话,你发现,福楼拜在最后一次使用“我们”的时候,就是正当小包法利短暂的中学学习生涯即将结束,小说写道,“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当时的情形”。没有人能想起,少年包法利的成长经历是怎么来的呢?当初作为见证事件的“我们”用得岂不是失策和矛盾了?

 

显然,福楼拜是借用“我们”这个带有主观色彩的称谓来贴近小说。随着对小包法利课堂上言行举止的叙述,中间插叙了他的简明成长史,小说又回来接着讲述他是如何转而学医了。倘若把“我们”一词调换成“学生们”也似无不可。好奇的话,可以运用调换之后的句子再从头读起来:

 

学生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下课钟响了,班主任要他和学生们一道排队……

 

学生们平时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拿制帽扔在地上,腾空了手好做功课……

 

“我们”,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词了,更是一个无意识的心理词汇。有多少人在运用的时候,会特别在意这个称谓的特定性呢;有多少人在使用的时候,不是从内心来拉近与交谈者之间的距离呢;有多少人在使用的时候,不是已经习以为常地印证话语的真实性呢;有多少在使用的时候,不是已经让周围的人集体性地共同默许和参与了呢。

 

小说第二部开头,是从永镇寺的地理环境开始的。但在第一部结束时,读者已经知道,包法利一家准备迁居的地方正是这永镇寺。小说没有以主人公的视角移近永镇,而是开篇先交代永镇环境,进而出现了永镇的常驻居民,药剂师的药房和金狮客店的生活场景:

包法利夫妇要来永镇的那天黄昏,女店家弗朗索瓦寡妇,正忙得不可开交,一面烧菜,一面直冒大汗。

福楼拜先让读者住进永镇,然后再来等待包法利一家,直到“爱玛头一个下车,全福、勒乐先生、还有一个奶妈,跟着也下了车”为止,原来恶毒的勒乐先生已经同包法利一家同行一段路程了。这个开头,和第一部用“我们”有异曲同工之妙。

 

小说第三部开头和第二部结尾是紧密连接的,没有制造任何拉拢读者心理视觉的玄关。从爱玛再次看见赖昂,紧接着就是赖昂重新登场了。

 

包法利也好,爱玛也好,卢欧老爹,郝麦,赖昂这些人物随之上场,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场景,无不是你这个读者熟悉和了解的,你全身心地被安排在法国鲁昂的生活之中,追随着小说人物走进永镇寺,和药剂师聊天,在街道上流连,在农展会上躲闪,在森林里驻足,踏过小溪里的鹅卵石,和爱玛赖昂坐着马车在街道上狂奔……这一切皆出自福楼拜的巧意安排。

 

二、福楼拜的时间

 

第一次阅读福楼拜的小说《一颗淳朴的心》时,就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知道,一提起这个文本的奇迹,有人会想到最先发生在高尔基身上的一件事。高尔基读过这个短篇之后,跑下阁楼把书对着灯光看,这么一篇描述普普通通的女工的琐屑生活的小说,文字里到底放了一些什么魔力,竟然如此吸引他。那个奇迹的阐述仅仅谈出了题材,还没能说出更多。

 

小说第二节开头,叙述了女仆费莉西泰的身世和情感经历,当读完这一段叙述而被最后一句“过了片刻,费莉西泰就在她(指主人欧班夫人)家安置下了”。这就为一个人物的简历煞尾的时候,我面带狐疑,赶紧翻了翻页数:好奇怪,总共才看了两页多一点儿,倒怎么觉得看了好长好长时间!我真以为自己走神儿了——这是看书常有的事情,一边读着还会一边想着不知在哪句话上飘来的怪事,状态像做梦一样——可短短的一篇小说就那么几页!

 

终于读完了这个短篇,始终还留有那一节里种下的印象。为什么这么短的篇幅竟如一部长篇作品呢?返回来想弄清楚那一节的十几个段落,我发现了一个似乎是不值得提作考虑的问题,那就是福楼拜种植在小说段落里的句子。何谓种植?的确经历了主体的创造而埋藏的种子,但也确实是生活中自然而然在生长的事物,而这个行为使事物忘却了创造它的主体。

 

说回来。是什么延绵了这几段的阅读时间?是那几个句子。是几个同一时间既体现着文本对象,又体现着阅读对象的心理描述。这些心理描述表现在似是无意识心理的纠结上。是生活中常常被我们忽略的,而一当被提起,又确实存在于那里的生活情态。是“无所不在而又看不见”的淡出文本的作者让遗忘回归,而这份遗忘占据了我们多少生活经验、情感和岁月啊。

 

我们简单熟悉一下那几段交代的内容,再读读那几个造成错觉的句子吧。

 

【叙事背景】

 

女仆费莉西泰在来到现在的主人欧班夫人家做工之前,也做过工,被主人家冤枉过赶了出去,她于是跑到一处田庄做工。在小镇晚会上偶然认识了一个小伙子戴奥多,小伙子起初很殷勤,后来在一次决定看法的约会里爽约没来,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女人。费莉西泰伤心之下离开田庄,走到了现在做工的欧班夫人家。

 

【原句】

 

晚会后的另一天晚上她在去博蒙镇的路上遇到一辆大车。大车装满了干草,慢悠悠地在前面走着。她想赶到头里去;在挨着车轮走过时,她认出,赶车的就是戴奥多。

 

慢悠悠的干草车。想赶到干草车头里去的随意偶发的念头。挨着车轮走过的情态。这些自然生发的连续行为,已经在把一个生活状态展现到眼前,阅读主体就此陷落,也随之挨着车轮走过,仿佛费莉西泰的心跳就是我的心跳。生活细节的真实把握和环节的特别扑捉,使阅读行为融入情境之中,真正成为一种小说主体的参与行为。

 

这些关于时间特征的叙述在福楼拜的作品里,俯拾即是。在《包法利夫人》里,包法利和爱玛婚前在拜尔斗镇爱玛家里的充满蜜月之旅的交谈;爱玛婚后和包法利参加了一次贵族舞会之后闲寂无聊的村居生活,那薄暮时分原野上飘荡过来的钟声,对面屋脊上走过去的弓背的猫;迁居永镇寺后,同赖昂挎着胳膊在河岸花墙旁款款而行;在农展会上,主席台不断传来的一阵阵百无聊赖的发言等等。

 

福楼拜把生活中所有的做作的、无聊的、恹恹的、死寂的内心情致,通过特定人物呈现出来,调动了读者的自身经验,使小说的时间感越来越绵长厚重。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隐藏,就是把阅读主体引进来,作者既不是小说文本的主体,阅读者也不是小说的主体,是小说文本真正做了主体。它随时欢迎任何一个想要参与其中的人。

 

法国作家兼文学评论家让-保尔•古仔在其《生生不息》中的《美之虑:福楼拜》里一语中的:

 

福楼拜证明,只有时间才属于小说。与其他的文字艺术相比,小说的主要特征在于让人们感触到了时间的厚度。作用于福楼拜作品的这一张力,解释了他能够同时将重复连续性那精致凝固的时间,以及“时岁更迭”中紧密而厚重地缓动着的时间变得敏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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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吾撰写的福楼拜小传  (资料来自网络)

 

  福楼拜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法国作家。生于1821年12月17日。他的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福楼拜的幼年是在医院里度过。青年时在巴黎学法律,23岁时因病中断学习。父亲在1844年去世,留下田产,平分给他和他的哥哥。福楼拜之所以能有相当安定的写作生涯,显然是依靠他的地主收入。他可以细心地考虑科学对文学的影响,深刻地领会巴尔扎克的成就,借鉴其中的得失。有些地方他更精致了,有些地方他多一些书生气。父亲死后,他陪他的寡母住在鲁昂远郊克鲁瓦塞,一直住到母亲去世和本人去世。福楼拜终生过着独身生活,曾教养过晚辈作家莫泊桑。

 

  福楼拜一生经历了复辟王朝、二月革命、第二帝国、普法之战、巴黎公社、第三共和国,于1880年5月8日去世。在此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兴起,工商业发展,各种科学突飞猛进,文学艺术活跃,工人运动前仆后继。福楼拜于1857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包法利夫人》时,已经35岁。他用了将近 5年的时间推敲每一个字句。他朗诵他的文章,要求抑扬顿挫。他认为声调不谐和,“就会压抑胸口,妨碍心跳,因而落在生命的条件以外”(福楼拜为布耶的《遗诗》所写的序)。他认为每一个字都有一定的内容,“在所有的表现中间,所有的形体中间,所有的样式中间,只有一个表现、一个样式和一个形体表现我的意思”(莫泊桑的《福楼拜》)。他认为写作的才分只在于如何选择用词。他重视观察、分析,脚踏实地地收集一切同他的写作有关的资料。福楼拜特别重视事物的关联。他不许自己对事物下结论:“没有一个伟大的天才下过结论,没有一本伟大的书下过结论,因为人类总在前进,从来没有一个结束。生命是一个永久的问题,历史也是,一切皆然。”(1857年 5月18日致尚特比女士书)他反对给小说写序。他也不喜欢照像,因为照像的真实不是他所谓的艺术。艺术的性质和目的应当是“幻象”。幻象才是真正的真实。艺术家追求的典型意义应当在这里寻找。把自己看成中心,就是不虚心观察一切的表现。观察应当先从艺术家自身开始。他时刻分析自己,艺术家的性情就是他的存在的依据。真正的认识是不乱发议论。“当我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同代人的时候,就不许可这样错误地描绘社会。”(1862年7 月致皆乃特夫人书)他惋惜雨果把才气用在人道主义上。艺术是展览,不是教诲,好和歹全要描述,这样的描述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公正的:“公正组成一切道德。”“慈悲、人道主义、情感、理想已经骗够了我们。”(1871年10月致乔治·桑书)正确的表现本身就有一种公正的力量,他不许自己在他的小说中露面,无我是一种美德,杰作的诀窍就在于作者的性情与题旨的一致。他的小说艺术见解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他憎恨资产阶级;他喜爱人生的五颜六色;他认为世界在动乱中产生,然而他不了解工人运动。

 

  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在1857年一出世,帝国法庭就向他提出诉讼,认为他诽谤宗教,败坏道德。官方的控告没有得逞,《包法利夫人》却受到评论家与读者的普遍的赞美。现实主义终于取得了胜利,福楼拜顿时成了文学巨人。作品详尽的心理分析,它的美不胜收的世态描绘,它的“外省风俗”(它的小标题)和人物的介绍,给作者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作者谴责了资产阶级在外省的一切作为,而自己又不出面嘲骂,用白描笔墨写出农村的愚昧无知的教堂堂长,无孔不入的高利贷商人,还有那个自命科学家的药剂师郝麦,而大地主的无耻与无情更是令人发指。但是最成功的还是包法利夫人的形象的塑造:一个农村少女,在修道院受过和自己出身完全不相称的贵族教育(这是复辟时期)与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嫁给一个无能的农村医生做续弦。她的环境使她每况愈下,一步一步堕落成为淫妇,在高利贷压榨与人情世故的冷落下,她终于自尽。小说的匀称得体的细节让人感到巴尔扎克复活了,作者的反复修改显然增加了它的艺术感染力。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把这部小说译成英文。

 

  又经过5年的沉默,福楼拜发表了他的历史小说《萨朗宝》。批评家想不到这里是他们陌生的二千年前迦太基的内战历史,而且他仍然以现实主义者的手法,复活这场“最丑恶的,神人不道的战争……”(波利比奥斯的《通史》)。这是一场富商政权与它的雇佣军之间的残酷内战。福楼拜在这部历史小说上所下的工力,和他在当代生活小说上同样有声有色,恍如身临其境。他刻画元帅哈米加的忍耐与雇佣军司笛潘的狡诈,栩栩如生,全都统一在残忍之中。

 

  这部小说没有象通俗历史小说那样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福楼拜把他的科学态度用在一个和近代人不相干的远古战争的题材上。不久他改变题材,又用了5年时间,写出了和1848年二月革命相关的《情感教育》。发表的时间接近1870年,拿破仑三世就要向普鲁士宣战,人们一时关心不到这部小说。福楼拜一直为这部现代小说郁郁寡欢,也一直在寻找它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是“透视的虚伪”,缺乏一个金字塔式的尖顶,他的心情是:“人家不懂这本书,我真不明白。”(1874年7月,致屠格涅夫书)这部小说的小标题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这个年轻人毛诺·福赖化芮克,却没有明显的性格,他的性格象一张琴,人人可以弹出自己爱听的乐曲,然而和他本人无关。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自主,他象一块软面,随人揉搓,还以为自己原来就是如此这般。读者对他不感兴趣。然而《情感教育》是一部巨著,一直写到第二帝国宣告成立为止。这一天正是街头屠杀的一天,书里唯一的正直人、一个小伙计、私生子杜萨笛耶却让叛变的工贼、帝国警官给开枪打死了。死前,他高声喊着:“共和国万岁!”我们的年轻人目睹了这场残酷的屠杀。

 

    10年之后,赞誉这部小说之声开始响起,评论家邦维尔认为这是“没有小说化的小说”(邦维尔:《评论集》)。这部小说由于它的纷繁的人物在一个历史时期的活动终于得到读者对它的称赞。但作者在这里没有写到一个真正的工人,他更回避了六月血腥镇压。不过他让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的怯懦与丑恶。

 

  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没有对福楼拜的创作产生影响,就在这一年,他第三次修改了《圣·安东的诱惑》。经过屠格涅夫和朋友们的催促,他决定在1872年发表。《三故事》是他最后成功的作品,每篇都代表一种格调,三种格调又建立在三种不同的题材上。《圣·玉连外传》是一个中世纪民间传说,有些类似古希腊的奥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样式。中世纪有两个特征,一是宗教蒙昧,一是崇拜武力;一方面民族动乱,一方面基督教全盛。福楼拜把玉连一生分为武士和教士前后两期。他先嗜杀成性,最后误杀了他日夜思念的父母,变成忏悔的罪人。但是福楼拜不是要人迷信才写这个故事,他是在用他的科学和艺术手法写出这个传说。

 

  第二篇故事《一颗简单的心》却深深地感动着读者。高尔基曾经问自己道:“我完全被这篇小说迷住了,如象聋了和瞎了一样,……很难明白,为什么一些我所熟悉的简单的话,被别人放到描写一个厨娘的毫无趣味的一生的小说以后,就这样使我激动呢?”幼年的高尔基以为“这里一定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收在《论文学》一书中,1977年版)。这里没有什么“魔术”,而是他的朴素精到的艺术:把一个可怜的女人平庸的一生写成小说,简详得体,深入人心。福楼拜总是同情那些“无知的下等人”,在《包法利夫人》的农业展览会中老妇人勒鲁领奖,和《情感教育》里私生子、共和主义者巷战殉难,就可看出来了。

 

  第三篇故事希罗底,见于《新约》的《福音书》与《罗马人书》。和前面相反,写的是一天的事。这是一个忙乱、紧张的日子,他围绕约翰被杀的中心故事聚集所有可能聚集的事。泰纳写信给作者,称赞他说:“你对我讲,如今历史和小说不能分开,算你有理。是的,不过小说要象你的写法那样写。”福楼拜在这里让艺术和科学依然密切结合,又使艺术成为艺术。

 

  《布法与白居谢》是他最后的作品,差一章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他在这本书里,嘲笑资产阶级研究科学而无方法。他写了两个誊写生,有了钱,不誊写了,搞科学研究,搞一门,扔一门,最后什么也搞不成,仍然回去誊写。活跃在他想象中的不是事实,而是抽象的概念。他否定资产阶级活动的意义。这本书换一个题目,可以称为《理智教育》。

 

  福楼拜的隐居生活使他能细细推敲他的作品,他尊重事实,观察被提高到一定的地位。把本色这一品质提高到美学高度。他曾经说过:“公正组成一切道德。”但公正是有阶级性的。而福楼拜不这样想,他以为另有一种置身局外的公正。但是福楼拜能以科学精神进入他所观察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他之前,没有一位作家这样高度自觉地要求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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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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