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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拨情爱之弦 剖析社会之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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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6-18 1:27:00

弹拨情爱之弦  剖析社会之刃              

      ──试论张弦作品从小说到电影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舒克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一个时代的艺术家,又推动一个时代历史车轮的前进。出道于本世纪50年代、成就于80年代的张弦,正是这样一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我们这代人的生活经历、生存环境,与张弦作品中描写的人物命运、揭示的社会现象,极其相似。因而也最容易产生强烈的共鸣。看张弦作品,无论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的荒妹、存妮、小豹子,还是《银杏树》中的孟莲莲、常雁、姚敏生;无论是《苦难的心》、《未亡人》所揭示的艰难时世,还是《安丽小姐》、《独生女人》所透析的现实万象,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领悟到自己人生的影子和命运的轨迹。

张弦作品的主体,是以女性题材为结构线,组合故事、塑造人物、再现生活,从而揭示情爱真谛,挖掘社会内涵的。张弦作品所展示的情爱,从来不是孤独的情爱,而是与真实的时代,真实的社会环境紧紧相连的。所以,他的从小说到电影的代表作,笔力所至,既为弹拨爱情之弦,又是剖析社会之刃,既能以人物命运引人入胜,又可用生活哲理警示历史。

本来,张弦是可以以他超凡脱俗的社会洞察力和独具特色的艺术创造力,为我们这代人和我们这个时代,写出更多更优秀作品的。然而,1997年3月19日,胰腺癌夺走了他的生命。仅仅活了63岁的他,不得不丢下他紧握了一生的笔,不得不离开他为之抗争了一生的人世……他,是那么的不甘心。他还有满腹的故事要向世人述说,他还有满腔的热情要向人间抛洒,他还有满脑子的思想、哲言、创作计划……都没有来得及交代、传达、实施。3月18日,当我们去他的病榻看望他时,他挣扎着要坐起来,要拔掉输氧管,要说话。他断断续续地发出声音,询问21日他的研讨会准备的情况。此时此刻,我们是多么希望他能够再坚持几天,坚持到他的研讨会召开的时刻,哪怕到会上去坐一秒钟。可他,匆匆而去了,他以他的生命悲剧又一次悲剧性地验证了他自己众多作品中的悲剧情结。但,我们这一代人不会忘记他,我们这个时代不会忘记他,历史将证明他作品的价值,他的艺术创造将永存人间。

 

两栖创作于小说与电影的张弦,其作品可分为三大阶段

作为第一个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的作家,张弦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是小说与电影两栖进行的。“张弦和文学的姻缘,首先是和电影的姻缘”(钟惦非语)。因此,研究张弦的电影剧作,对于我们探讨中国电影与文学的渊源,探讨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弦的创作生涯,从1957年到1997年,40年中除了受迫害辍笔的21年,余19年共改编、创作了19部影片。一年一部,不多亦不少。将其划分为三大阶段来分析,可从中窥探出作家本人对社会、对人世认识的深化过程和艺术创造的道路行踪。

第一阶段1957年,火热的篇章。代表作:《上海姑娘》。这是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张弦,这是在钢铁公司当技术员的张弦。此时二十来岁的他,对刚刚接触的社会,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那个年代,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民族从战争大动荡转向和平大建设的高潮期,在那热火朝天的岁月里,张弦和当时的所有年轻人一样,欲以一颗火热的心报效祖国。因而他拿出电影剧本《锦绣年华》和小说《甲方代表》献给自己的时代。

在那个年代,张弦是幸运的。尽管第一个电影剧本没有被搬上银幕,然而第一篇小说却迅速拍成了电影。《甲方代表》被北影厂看中,由张弦自己改编,大导演成荫执导。片名沿用原小说初名《上海姑娘》。笔者作为与作品所表现时代同期出生的人,直到40年后的今天才有幸看到这部作品。但依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当年的心境。显然,张弦是以一颗纯洁的童稚之心来描摹他所面临的新世界的。影片大环境是一个新兴工业化都市的建设工地,道路、厂房、宿舍……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在新建,具有浓郁的象征意义,象征着一个全新的社会正在一个古老的土地上崛起。技术员出身的张弦为其作品设计的男主人公也是位技术员。但作者情感所至,却是透过这位男技术员的心绪,刻画了一位时代女性───“上海姑娘”白玫的形象。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形象不免失之粗浅单一,但张弦的那种于客观现实中挖掘爱情故事、于爱情故事中描写人物心理尤其是展示女性人物心灵的创作能力,已初见端倪。白玫姑娘作为工地建设质量监督“甲方代表”,与负责工地建设质量保证的技术员陆野在工作中产生爱情,又因工作矛盾连带情感矛盾,最终又相互理解的情节线,是作品的引人之处。也体现了这一阶段张弦创作的浪漫主义情调。如若不遇意外,张弦会以一个艺术家的独特眼光,逐步深入地审视他所置身的那个“火红年代”。会从“上海姑娘”的表层,继续探求青春的价值。那篇当年未发表的小说《青春锈》便属于这样的思考之作。然而,正是这样一篇思考青春价值之作却足以毁了张弦自己的青春年华,他被划为“右派”而从此停笔21年。《上海姑娘》成了他创作初期的唯一银幕作品。

第二阶段:1978──1988年,冷峻的篇章。代表作:《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秋天里的春天》(原小说《未亡人》)、《银杏树之恋》(原小说《银杏树》)以及改编自他人小说的《湘女萧萧》、《失恋者》、《井》等。这是被打成右派停笔21年后的张弦、是历经了磨难的张弦、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张弦、一个艺术成熟的张弦。

21年时间,张弦虽停止了创作却并没有停止以艺术家的眼光去观察生活、剖析社会;21年时间,给了张弦极其丰厚的生活积累,所以他才能厚积而薄发,写出这样一批骇世之作。这一时期,张弦进入了创作爆发期,作品以其独有的女性景观体现出他的情爱描写与社会剖析相融合的风格特征。张弦这一阶段的作品,笔力老到、技巧娴熟,为我们刻画塑造了一批中国妇女人物群像。张弦通过对这些普通女性的悲剧命运和典型性格的真实展现和细腻描绘,抨击封建弊端、思考人生价值、呼唤人性回归,对于刚刚经历过一场空前浩劫的中国社会来说,具有相当的警示作用。而对于我们的未来后世,乃至国际社会,则提供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同样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张弦名震文坛和影坛的第一代表作。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代人,正是读者这篇小说、看这这部电影而认识社会、步入社会的。这部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其社会影响力是深远而长久的。作品中描写的靠山庄和菱花、存妮两代人的爱情悲剧,真实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母亲菱花在自己年轻时就曾抗拒父母的封建买卖婚姻,自主恋爱而结婚。然而20年后她的两个女儿到了恋爱季节时,却反不如她们的母亲当年。而她们先后所受的封建桎梏,却又恰恰来自于这位曾经抗争过封建桎梏的母亲。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一种社会的倒退和历史车轮的回转?当影片中荒妹喊出菱花当年喊过的同一句话:“把女儿当东西卖”时,世人就不能不为之心灵震动。

《未亡人》中描绘的一位市长夫人与一位普通邮递员的爱情纠葛同样具有时代意义。作品的背景环境依然是张弦所经历过的那场灾难的前后:市长夫人周良蕙一夜之间沦为“叛徒臭老婆”,市长也被害死。周良蕙由人人敬畏的上层人顷刻间变成人人厌恶的小寡妇,惟有那一位“卑微的绿衣人”罗立平常常来看她、帮助她,给她以温暖。两人在那样的艰难岁月里相爱是极正常的事。如若没有“文革”的结束,没有女主人公地位的再次变迁,或许周良蕙与罗立平成家过日子不会有任何人产生疑义。然而,历史偏偏是前进了。“文革”后,周良蕙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尊严”。她与罗立平爱情婚姻的根基受到了世俗的威胁,这其中就有她自己曾经相依为命的,曾经被罗叔叔救过命的亲生孩子。后辈人反比前辈人更封建、更落后,这又是一记历史的耳光,重重地打在我们民族的脸上。

《银杏树》是这一阶段的另一部代表作。都市里的女记者常雁与乡村里的女教师莲莲都面临着婚姻难题,常雁要追求理想的爱情,莲莲只图世俗的婚姻。当常雁对自己的男朋友横挑鼻子竖挑眼时,莲莲则在被未婚夫抛弃中苦苦等待。在莲莲的思维定理中,爱情、性、婚姻是混淆不清的,她认为自己与一个男人有了一次性行为,便永久“是他的人了”。因而象常雁所追求的那一种爱情,对莲莲来说,完全是一种奢侈。所以,常雁虽能够以记者的特殊关系为莲莲夺回她想要的婚姻,却不能够帮助她摆脱千年的封建枷锁。而这个枷锁却是莲莲自觉自愿地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就连常雁在看到莲莲满足于她那没有爱情的婚姻中不能自拔时,内心深处也对自己以往的“爱情追求”产生了动摇和极度迷茫。张弦在这里对中国妇女的悲剧命运又作了一次不动声色地揭示:来自于女性自身的封建束缚比来自她们周围人群的封建阻碍更可悲。

张弦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他20年苦难生涯的长久积淀,是他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切身感受。因而这批作品理性思考最为深刻,创作技巧最为精妙,艺术成就也最为巨大。

第三阶段:1989──1996年,探求的篇章。代表作:《安丽小姐》、《独身女人》、《杨开慧》。这是作为职业作家的张弦,一省电影家协会主席的张弦;一个急于探求新时期电影如何发展的张弦,一个不愿意落伍于时代的张弦。

市场经济使中国电影面临新的挑战。而中国极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又使中国电影不太可能象美国好莱坞电影、香港电影那样完全走商业化道路。但,在新形势下,中国电影又必须经受市场的考验。中国的电影艺术家们,在苦苦探求一条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创作道路。张弦虽已是功成名就的大编剧,但他并不满足于以往的成就,同样也在苦苦探求。基于香港武打片在内地的盛及一时,内地各电影厂也曾先后推出过一批此类影片。1987年,张弦也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创作了武打片剧本《金镖黄天霸》。影片拍成后,引起圈内人相当的争议,评论界多有批评,市场反映亦很平淡。这可视为张弦创作转型的一次徘徊,一次投石问路。张弦从这次失败中清醒地认识到:一个艺术家的创新探索,不能够脱离自己熟悉的生活,创新并不意味着屏弃原有的成功。于是,他很快寻找到一条符合他自身特点的攀山之道:在坚持自己原有创作风格的基础上,追求艺术品格与商业因素的融合;在坚持他独有的女性题材优势的基础上,追求与新时期社会风貌相吻合、与新一代观众审美口味相适应的突破。

《安丽小姐》是张弦这一时期追求与突破的开端之作。影片以揭露八十年代“官倒走私”为故事主体,以女主人公安丽小姐与其身边的若干男人的感情纠葛为结构线,力图做到既抨击社会弊端,又情节引人好看。张弦在这部影片中使用了他所常用的女性悲剧情节,只是放到了故事的副线上。安丽八年前被人强奸而不得不放弃爱情出走特区,八年后她成为香港富商的情妇回到内地,又遇到当年的强奸者和心上人。于是她在过去与现在的爱与恨交织中徘徊,最终以安丽回归初恋情人而告大团圆结局。影片注重了现代场面的铺陈和情节悬念的扣人,但太流于故事的表面叙述和人物的简单类别处理。因而在深层次剖析社会方面,却逊色于以往的作品。

《独身女人》为张弦市场道路的又一部探索之作,这是他有意识地追求“明星效应”,为著名演员潘虹度身定做的产品。这种创作方式在国外和香港早已司空见惯,而在中国内地却是第一次。张弦的这一次探索,在艺术上显然已较上一部《安丽小姐》大有进展。潘虹曾在张弦改编的影片《井》中成功地扮演了被封建势力推向地狱的女主人公而获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她此前主演的《人到中年》亦是表现中国知识女性悲剧命运的名作。因而潘虹有“中国第一悲剧女星”之称。张弦为她设计的女主角欧阳若云形象,是一个事业有成、情场失意的典型。但其故事内容并未落入俗套。作为一家时装公司总经理的欧阳若云,在与身边6位男士的情感交往中,漂浮若云。她的身上既有中国妇女传统的道德观,又有现代女性时髦的生活潮,因此是一个心灵情感特复杂的人物。张弦在这部作品中,并没有生硬编造“女强人”的故事,而是尽可能地用现实生活形态去丰满人物的心境。将其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空间里进行思考。不时透出当今时代的各种信息与社会问题。很明显,张弦试图在这部作品中再次举起他那把闪亮的解剖刀,意欲以新的作品形式剖析新的社会问题。

《杨开慧》与《寻觅骄杨》是同一题材套拍的电影和电视。张弦从影视各自的艺术特征出发,进行了完全不同的剧本创作。因而使两部同一内容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体现了明显不同的艺术风格。电影采用叙事性手法,以杨开慧烈士被捕入狱为引,通过她在狱中的思绪将镜头闪回到她短暂的一生中去。而电视则使用纪实性手法,以一个电影摄制组正拍摄杨开慧的故事为引,通过后代人循着当年“骄杨”的人生路迹,探访英雄亲人、寻找英雄遗物而展开故事内容。前者以演员塑造角色为主,讲述一段历史。后者以生活原形与演员同上镜头,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溶为一体。这样的创作方式,在张弦已不是第一次。1992年,他就参与了影视套拍的历史巨片《杨贵妃》、《唐明皇》的创作,担任第一编剧。从这两套作品中,我们已能清晰地看到,张弦的艺术探索,内容与形式都有了较大的拓展。他的那柄善于剖析社会的手术刀,正从现实刺向历史纵深……

这一阶段,张弦作品的风格似乎并不固定,亦未出现似《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那样的轰动和经典之作。然却是他苦苦探索适应新时代历史要求、观众要求的必然过程。我们研究他,就不能忽略他的这一阶段的创作。事实上,张弦这一阶段的创作高峰眼看就要出现,一个新的艺术之巅他眼看就要攀登上去。然而,命运无情,病魔偏偏在这个时候夺去了他的生命。使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损失了一个勇于探求的艺术家,更损失了这位艺术家所能创造的更多的警世佳作情爱精品乃至艺术经典。

 

善写女性与悲剧的张弦,其作品艺术观与风格的形成

张弦电影创作被公认为妇女形象系列最具美学价值,“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女性的心路历程,折射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凝滞、反复曲折和苦难,寓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文化反思意蕴”(罗艺军语)。因此,虽然张弦作品大都是女性题材,但实际他只是借助女性人物的悲苦命运,揭示更深的社会命题。

在《上海姑娘》时期,张弦的这一创作方式尚属无意识状态。上海姑娘白玫的形象,只是作为一个先进人物的概念,相对于若干错误人物而塑造的。而男主人公陆野作为白玫的陪衬,同样是一个先进人物,不过有一点小错、不那么完美而已。在五十年代,以表现社会建设、劳动生产为主题的电影作品中,这一创作格式是非常常见的。初学创作的张弦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的局限。但,他希望通过较为生活化的描写来展示时代、表现社会,已是这部作品较为明显的艺术追求。而在同一时期稍后一年写作的中篇小说《青春锈》中,张弦的艺术思维,则明显开始了新的转化。主人公李兰是一个既天真淳朴又封闭保守的姑娘,她有着相当悲苦的身世,她又有着较为顺利的前程。22岁就当上了一家大型基建公司的青年团书记,成为众多年轻人的领导。然而她的思想僵化,唯上是从,故作深沉,常常用无限上纲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同龄人,终使自己过早地背离青春,脱离同伴。张弦以自己23岁的年龄从生活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李兰这样一个极为典型生动的形象,艺术地展现出来,显出了他批判现实的初步追求和勇气。他在原小说中是这样写的:“是的,她是李兰,仍那么年轻、美丽,但她的青春却被一层暗淡的阴影笼罩了,失去了应有的光辉,正如闪闪发亮的金属,蒙上了一层绣……”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读这篇作品,或许还并不算成熟。但这篇作品已基本奠定了他不趋炎附势、不一味歌功颂德的创作个性,他的批判现实的艺术观已基本确立。如若不是因为这篇尚未发表的作品被打成右派而被禁止艺术创作,他肯定会从这里起步,早就迈向了符合自身风格特征的创作道路。

如果说《上海姑娘》还只是22岁的张弦初借女性形象表达他对生活浮浅认识的话,那么,21年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一批作品,就是他历经磨难后,通过一系列女性人物生存状态与心灵状态的细腻揭示与描写,完成了他对社会命题成熟的思考。他的批判现实主义胆气与风格在这一时期已然形成。

这一时期是张弦艺术创作的高峰期,亦正值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初创阶段。刚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急需反思自己,急需张弦这样的作家和他所提供的这样的作品。而张弦本人刚刚脱离生活沼泽地,回首往事,惊魂未定。倘若他当时只是以个人苦难抱怨社会不公,那么他就不会成为今天的张弦。他是站在一个民族的高度,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展现刚刚过去的历史,反思整个民族的悲剧。而他的切入口却又是极其细微的,他选择一个又一个平凡的女性作为他揭示民族悲剧的主人公;他运用普通又普通的生活细节组合他丰厚社会内涵的故事情节;他以他笔下人物的命运悲剧暗喻时代,他以他心灵深处的情感世界张扬人性。因而在他不多的悲情故事中,却能够透射出广袤的历史空间。对中国几千年封建史、文明史、社会史做出了他自己独特的思考与透析。

张弦是写女人的高手,是言情的高手。但他绝对区别于同时代以写女人为流行色,以软音细语生造言情的那一类时髦作家。他笔下的女人们,或柔弱、或刚强、或愚昧、或精明、或平常、或变态,但都决不脱离人物所生存的现实环境。他讲述的这些女人的情爱故事,有悲哀、有辛酸、也有缠绵、有偷欢……但绝不是虚幻的、空想的美梦或者噩梦编织。所有情节的每一个枝叶,都是深深扎根于他所熟知的生活土壤。他以他凝练的笔触,写人间真情。因此,于同一时期最著名的台湾女作家琼瑶相比,虽然都写女人,都有言情。琼瑶是浪漫理想主义的,而张弦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他们的艺术手段有所近似,都在作品中以细腻刻画人物内心世界为能事。但他们的艺术观却截然相反,因而琼瑶笔下的女人都是漂浮的云霞,只是供人观赏的美丽景色;张弦笔下的女人则是凝固的化石,具有振聋发聩的永久魅力。

菱花、存妮、荒妹这三个典型人物,是张弦批判现实主义艺术观的第一次集中体现。他在如泣如诉地吟唱母女两代三人爱情故事的同时,将“解剖刀”划开社会躯体,从中国农村这一“部位”深入进去,寻找导致三女子命运不公的种种根源。明眼人不难看出,张弦在这里除了揭示数千年封建意识对中国人的深深侵蚀之外,更重要的,是批判了直接导致三女子悲剧命运的现实政策。如:从禁止农民种果树、养鸡鸭、做小买卖到禁止男人女人谈情说爱、禁止人民思想;从大跃进错误,到“四清运动”、“文化革命”悲剧等。这在当时,是需要拥有过人的胆识与勇气的。果然,影片完成后,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影片差点未获审查通过,而刚刚建立的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也出现了极大争议。当然,最终张弦还是捧回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尊最佳编剧金鸡杯。因为中国历史当时确已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思想禁锢正逐渐被破解,艺术创作也遇到了一个难得的繁盛之春。“干预生活”、“写真实”、“艺术作品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等口号,成为当时艺术家们的主流意识。电影创作推出了一批既有艺术再现生活真实,又有深刻反思历史渊源的重要作品:如控诉“文革恐怖”的《泪痕》、《枫》、《于无声处》、《巴山夜雨》等;从更深层次挖掘人性意义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乡音》、《人生》等。张弦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和创作环境下,才得以迅速走出较为浮浅的《苦难的心》之模式,拿出《角落》、《未亡人》这样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均十分高昂的精品,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独树一帜。

《未亡人》(电影名《秋天里的春天》)、《银杏树》(《银杏树之恋》)是张弦批判现实主义的另外两部最重要的作品。典型人物周良蕙、莲莲、常雁三位女性,较之《角落》中的菱花母女三人有了更深层次的挖掘、更为缜密的剖析。周良蕙与患难情人罗立平的悲剧结局,恰恰出现在他们解脱了苦难之后。为什么主人公在没有人的尊严、没有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日子里,尚能得到爱情的抚慰。却在恢复了高贵的地位、拥有了相当的权利之时,反倒不能自主爱情与婚姻了呢?张弦在此将手术刀轻轻一刺,便准确地扎在了社会躯体内脏的肿瘤上,让人震惊不已。周良蕙先后不同的爱情成败,与菱花母女相似的婚姻遭遇,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在思维层次上,却是递进的。

如果说菱花、存妮、荒妹之所以成为“被爱情遗忘的”悲剧人物,是因为她们生活的环境荒蛮闭塞,是她们自身的文化、见识等太多局限。那么,周良蕙与罗立平、常雁等人生活在相对开放和物质生活较为发达的现代都市,却依然得不到应有的爱情。如果说“文革”中存妮的悲剧在于她追求爱情而不得,那么,“开放”时莲莲的悲剧就在于她放弃爱情而不求。如果说菱花由爱情的胜利者转化为爱情的阻碍者,是因为贫穷的物质条件所迫。那么,周良蕙由爱情的获得者变成爱情的殉葬者,却是因为更深更复杂的社会不公正性所害。

    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就是借作品中真实的事件人物揭示、批判现实社会的种种落后与不公,以警示社会、干预社会。而要批判,就不能浮皮擦痒,不能只做表面文章。张弦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可以说对某些社会弊端是一针见血的。本应在这种层层递进中得以发展。然而正如他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一样,他的这种创作也常常遇到阻碍,甚至常常被诋毁。长期以来,我们对批判现实主义报有某种成见,总认为那是鲁迅时代、巴尔扎克时代的事;或者只是外国人的事。似乎我们社会的今天,已完美得无可挑剔,因而对于张弦这样的敢于正视当今社会不公、直面现实落后的艺术家,总是十分反感。认为他们属于专写黑暗面的“暴露作家”,因而也常常将这类作家打入另册,将他们的作品列入“非主流”。不错,我们是处于一个新时代。但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一样,批判现实主义亦不是旧社会专用不是鲁迅时代、巴尔扎克时代专用的创作方式。只要这个社会还有可供批判的社会问题,就应当有批判现实主义存在的必要。批判现实主义历来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与人类历史、国家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艺术形式。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往往最终能得以传世的,却恰恰是这类具有深刻思想价值的批判性力作。

作为编剧长期驰骋于影坛的张弦其作品将有长久的生命力

    张弦的艺术创作,从一开始就是小说、电影并驾齐驱的。他的最成功的小说也同时是他最成功的电影。他无论是把自己的小说写成电影剧本,还是改编他人的名著,都十分注重为导演提供丰富的二度创作空间。因而许多与张弦合作过的导演,都十分赞赏他创作或改编的剧本。他改编王蒙小说《青春万岁》,成就了女导演黄蜀芹;他将沈从文的《萧萧》改成《湘女萧萧》,更使谢飞执导筒时得心应手。他的剧本不仅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深刻的哲理性,而且拥有丰富的影像语言。长期以来以电影编剧身份驰骋于影坛的张弦, 从未停止过如何获得电影艺术新成果的探索。尽管他晚期的作品并未达到或者超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湘女萧萧》时期的成就。但其探索电影艺术如何适应飞速发展的世界、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生存的勇气与精神,却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张弦电影作品的文学意义与哲学意义,在于他始终把握着人、人性、人的命运和人生的价值。他总是以人的感情纽带布局语言、结构剧情,他总是以写实的笔法描绘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剖析形成人物命运的社会问题。因而张弦作品的艺术价值乃是一种人文价值。无论是先期的《角落》、《银杏树》,还是后来的《独生女人》乃至非现实题材的《杨贵妃》、《杨开慧》等,均如此。他的这种追求,根源于传统的民族文化。事实上,中国电影最早期作品,都是属于这样的一种人文价值取向。这是中国电影与西方电影发展的本质区别,西方电影是从《水浇园丁》的玩笑开始,从梅里爱的《月亮旅行记》的科学幻想发端的。因而西方电影虽不乏优秀的人文主义作品,但其主流却依然是属于商业娱乐价值取向的。而中国电影编剧之父郑正秋为中国电影留下的第一个剧本《难夫难妻》,就是以两个毫不相识的男女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逼结为夫妻的闹剧,讽刺旧时婚姻习俗的人文取向之作。郑正秋后来的大批作品如《玉梨魂》、《最后的良心》、《挂名的夫妻》、《姊妹花》等;郑正秋后人的更多作品如三十年代的《小玩意》、《新女性》、《渔光曲》;四十年代的《松花江上》、《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解放以后的《祝福》、《舞台姐妹》以及张弦同时期前后的《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芙蓉镇》包括港台的《看海的日子》(编剧:黄春明)、《玉卿嫂》(白先勇原著,张毅改编)、《海滩的一天》(杨德昌)等等,都是这类传统人文主义艺术的典型代表。

然而,也正因为这种中国传统艺术的人文化倾向过于浓烈,反过来又严重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市场效应。电影艺术的影像、视觉语言特征,超自然想象、超时空再现特征等,在许多中国电影包括张弦作品在内的相当一大批作品中都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电影艺术毕竟不可等同于文学与哲学,过分偏袒于人文价值和哲理追求,反而会丧失电影艺术本应具有的观赏价值。电影的商品属性在当今世界已是不可违背的规律,无论你的创作是写实的还是幻想的,最终都要经受市场的考验。显然,张弦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实施了新的探索。他力图在保持传统的人文主义内容的基础上,拓展作品的想象空间和观赏效应。只是,电影创作不同于小说创作,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追求。她是一个综合艺术的集体体现,其最终完成品又主要由导演来把握。编剧只是提供一座大厦的蓝图,而大厦整体质量的高低,则须看蓝图实施者的条件和素质了。

张弦一生不懈追求的是, 创造既符合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又能与时代步伐一致的艺术精品。他写情爱、写人性、写人生、写社会, 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一组组可信的人物群像、一幕幕真实的生活场景。尽管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技术条件,他的一些剧作搬上银幕并不十分理想,还存在制作粗糙、场面简单、表演浅显等国产片较为常见的缺憾;他还有一些相当优秀的小说尚未来得及改变成电影,如《挣不断的红丝线》、《污点》、《回黄转绿》、《焐雪天》等。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中国电影长廊中应有的地位,作为长期驰骋于影坛的编剧和作家,他笔下上过银幕或者尚未上过银幕的众多人物与场景必将还有机会再度成为银幕热点。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更先锋派的导演,能看中张弦留下的遗作,将其搬上或再度搬上银幕,也相信那时侯的“张弦新作”会受到未来观众的欢迎。因为,张弦为后人留下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他所处时代的真实写照,他所创造的那些艺术形象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1997年3月初稿,7月二稿,8月三稿。

                 刊于1999年第一期《电影艺术》

张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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