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地图
首页
新闻
电影新闻
电视新闻
人物新闻
专题策划
影评
最新影评
新片热评
经典赏析
媒体评论
电影院
北京影讯
上海影讯
广州影讯
深圳影讯
成都影讯
电影库
典藏佳片
全球新片
即将上映
票房榜
社区
影视杂谈
明星时尚
文化休闲
群组
话题
达人
排行榜
电影榜
电视榜
人物榜
日志榜
话题榜
你现在的位置:首页>>群组>>中文系毕业生>>论“萧红体”小说的“另类”《马伯乐》

论“萧红体”小说的“另类”《马伯乐》

加入收藏

2014-11-2 10:07:54

 杨晓林 原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摘要:在中国现代讽刺幽默文学的大家族里,马伯乐是独特的“这一个”:他既是“看客”、洋奴、守时奴、寄生虫,又是一个奥勃洛莫夫式的多余人,常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的无能和失致,可笑可鄙又可怜。萧红对“逃难”题材的深掘、对黑色幽默手法的出色应用、对人生存状况中可笑性和滑稽性的洞察,使《马伯乐》成为了一部未完的杰作。

关键词:《马伯乐》;“这一个”;艺术价值;接受与批评

 

萧红被称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1,p546],她写过三部中长篇小说,出版于1934年的《生死场》作为她的成名作,奠定了她作为“抗日女作家”的文学地位。《呼兰河传》作为她的代表作,与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后花园》等标志着有着独特风格的“萧红体”的形成。有关萧红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她这些作品及大量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中的阶级意识、女性意识、抒情性、“恋父情结”、“家园意识”以及她至今还扑朔迷离的身世及情感和婚姻的考证等,已取得了公认的结论。但是对她后期的“另类”《马伯乐》,鲜有专篇论述,即使有所提及,也褒贬悬殊,不甚公允。因此,对《马伯乐》的艺术成就进行价值分析和定位,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马伯乐是独特的“这一个”

马伯乐是独特的“这一个”,真正的体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的特点。他是一个精神麻木的看客,常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在生活中的无能和失败。作为貌似仇外,实际崇洋的洋奴,他遇着羊是狼,遇着狼是羊。他不但是一个悭吝人人骨的守财奴,而且是个失去谋生能力的寄生虫,一个奥勃洛莫夫式的多余人。

鲁迅弃医从文,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愤于国民灵魂的愚弱,“甘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在《药》、《示众》和《阿Q正传》中对看客的麻木与残忍进行了愤激的嘲讽。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写到了庸众看车掉进大坑时的幸灾乐祸;看给团圆媳妇“跳大神”、洗澡时的愚昧;看冯二成子和他的媳妇是否上吊、冻死时的无聊等,对“国民性批判”和鲁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马伯乐则是萧红所塑造的一系列看客中的典型。

萧红对马伯乐“看客”心理和细节描写高妙处不让鲁迅。马伯乐无聊、空虚、麻木,全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大规模的逃难对他本人、家庭和民族命运会造成什么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对他只是感到刺激和兴奋,并且他还要将这种感觉与人共享。忙完之后蒙头酣睡,起床之后又去看。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与他无缘。鲁迅对看客的描写重漫画式夸张的肖像描写,冷峻中含愤激,萧红重语言和心理刻画,让人物在行动中出丑露乖,平淡中显深刻。“看客现象”作为民族性积弊之一,是放之四海而皆有的。其心理基础是人类永难满足的好奇心,但是封闭、滞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对快要降临的灾难淇然麻木,而津津乐道于与己无关的人的不幸和痛苦,在其未降临到自己身上之前,总是喜欢抱着幸灾乐祸态度一睹为快。鲁迅敏锐的洞察了这一现象的实质和危害性,对其痛下针贬。萧红承前启后,穷形尽相,使其再次曝光,发人深省。

“精神胜利法”,作为阿Q的注册商标,是指与别人的冲突中,虽然是永远的失败者,但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里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甚至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虚幻的胜利。阿Q的名言“儿子打老子”(尽管他被人所打,也并非别人的老子)、“我先前比你阔多啦!”(尽管他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而且先前从没有阔过)就是人类这种尴尬和可笑行为的永恒写照。

马伯乐的口头禅“他妈的中国人”作为市民阶层“精神胜利法”的标签,有着更为丰厚的含义。马伯乐每当受了父亲、妻子、或别人的气,一句“他妈的中国人”,满腔怒火冰消云散,心情就逐渐舒畅。“他妈的中国人”语意颇丰:向父亲要不到钱时,意思是象父亲这样的中国人是他妈的“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好像自己并不是中国人,很慷慨大方一样,实际上他吝啬人骨不下其父;上车时的意思是他妈的中国人不讲秩序和礼貌,挤得他盔歪甲斜,掉了帽子。尽管他也在猛挤,比别人更不讲文明和道德。他出门不愿坐洋车。他说:“人拉着人,太没有道理。”“前边一个挣命的,后边一个养病的。”实际是“他父亲的车子,他也根本不能坐。”因为车夫不愿为他服务。初逃到南京时在街上遇趾,看到人人过着繁忙和井井有条的生活,他就像救世主似的,自动地激发出一种悲悯的情怀。他的悲悯里边带着怒骂:“真他妈的中国人,你们太太平平地过活吧!小日本就要打来了。我看你们到那时候怎么办!你们将要手足无措,你们将要破马张飞地乱逃,你们这些糊涂人[2,p159]好像他自己是个计划周到的聪明人一样。

马伯乐本来是马保罗,是父亲给他起的名字,他看外国名字不大好,所以自己改了的。马伯乐的父亲似乎笃信基督教,实际上是叶公好龙。对孙子的名字,皆冠以大卫、亚瑟、雅格等《圣经》中人物的大名。维洋是崇,对自己的吝啬、不仁皆以曲解《圣经》教义而开脱,马伯乐看不起父亲这一套,但看在钱的面子上只能对父亲腹诽占他的口头禅“他妈的中国人”,就有崇洋的味道在里面。作为一个遇着羊是狼,遇着狼是羊的洋奴。虽然双亲那种虚伪和非正统的宗教信仰不能使他信服,但是他却继承他双亲阿谈逢迎洋人的媚外哲学(虽然他永远不能承认此点)。他认为令人敬畏的洋人是永远不会错的,洋人的一举一动更能衬托出他妈的中国人的落后。但当洋人的规矩对他办事不利时(如他想逃离上海而不能如意),他就立刻改变了口气,外国人最讨厌的是什么都照规矩,一点也不可以乱七八糟。

马伯乐是一个失去谋生能力的寄生虫。父亲是中国北部一个不很大的城市的士绅。有钱,但不十分阔气。父亲是贫穷出身,他怕还要回到贫穷那边去。……因此对儿子的管理方法,都是很严的(其实只有一个方法,“要钱没有”)。马伯乐从父亲那里得不到与他绅士少爷身份相符的开销钱。去开书店有又务虚不务实折了本,受家人瞧不起,对世态炎凉,他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说“有钱的人,不知无钱人的苦”,“有了钱,妻是妻,子是子。无了钱,妻离子散。”若孤立的看这些话,无疑是非常清醒而深刻的。但联系他的摆架子、虚张声势、好大喜功,其喜剧性就出来了。考不上大学,找不到事做,装模作样写小说不成,在家里吃白食又遭家人的白眼,气忿不过想逃走,惮于生计只好又委曲求全。害怕工作、也不愿工作。后来逃到上海,信口对太太说到西安能找到工作,当太太一当真时却“环顾左右而言他”。和妻子困顿汉口时,想过当兵救国、想过卖包子、想过修皮鞋维持生计,“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要当裁缝去,他又要学着开汽车去。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要卖报去,又要加人戏剧团体演戏去。闹到后来,都没有去,还是照旧坐在小楼上悲哀。[3,p334]惰于行动,完全成了奥勃洛莫夫式的多余人。对于生存枚关的大事只会空想,在生活细节上更是懒惰成性。如逃难上海时,在黑屋子做饭,门口瓶瓶镶罐及次踢倒,只是扶起来,却不挪个地方从根本上解决挡路问题。作为一个吝啬人骨的守财奴。“偶尔伤了风,也不过多吸几支烟就完了。纸烟并不能医伤风。可是他左右一想,吃了药,不也是白吃吗?伤风是死不了人的。若是孩子感冒了,他就买饼干给他们吃,他说:“不吃白不吃,就当药钱把它吃了。”孩子不生病的时候,很少能吃到什么,就是买到也挂到高处,孩子为取这些东西弄的茶杯多半掉了柄。[4,p95]逃难时以省钱第一为宗旨,更是出尽了洋相。

 

二、《马伯乐》的师承及艺术价值

美国萧红研究者葛浩文认为“《马伯乐》可能是受过老舍早期作品的影响。但这书绝不象她的朋友中所写过的任何一本,我们从中也看不出她这本书受过她周围人的任何影响。”这话不无偏颇之处。茅盾曾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育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欣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5,p187]钊连载于1921年12月(晨报副刊》上的《阿Q正传》和历时十余年而写成的《故事新编》,是鲁迅创造的反讽幽歇表现形式的重大收获。和鲁迅有着师生之谊,情同父女的萧红曾表示要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的作品,“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它。”[6]

另外,在萧红致萧军的信中,也用过“阿Q精神胜利法”的说法。由此可见,如果说“潇红体”诗化散文化小说是受过屠格涅夫《猎人日记》和鲁迅《伤逝》、《故乡》及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的影响,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坛“回忆式”文体的巅峰之作,那么,《家族以外的人》和《呼兰河传》中的有二伯则有着(孔乙己)的形子。而《马伯乐》步《阿Q正传》的后尘,尽管作为纯小说的标准来衡量,结构、情节等未完全褪尽“萧红体”叙事散文化的痕迹,但就其幽默讽刺的手法、主体深度的开掘,当与老舍、叶绍钧、张天翼、沙汀,甚至钱钟书相比肩,并且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尽管它是一部未完之作。

首先,萧红继承了叶绍钧开创的逃难题材,进行了进一步的深掘。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1925)中的潘先生带着全家躲避战乱,刚从乡下来到上海,就又担心教育局长斥他临危失职而丢掉饭碗,惶惶然又返回乡镇。不料战事还未直接威胁到这个乡镇就结束了。潘先生陶然庆幸,受人推举为战争的制造者写字幅歌功。茅盾说:“要是有人问道:第一个‘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那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叶绍钧!”[7,p479]萧红短篇小说《逃难》的主人公何南生卑鄙龌龊,庸俗不堪,自私自利,言行不一,没有是非标准,不但在性格与潘先生同俦,还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如果说潘先生还有令人怜悯之处,那何南生简直就有点象恶棍了。主人公都承载着政治内容,不但性格可笑,而且人格低下。作者的态度不但有嘲讽,更重于鞭挞。而《马伯乐》则不然,马伯乐是何南生思想和性格的继续和延伸,但他令人同情的成分更重。

萧红20岁时,对日抗战可说是从她家乡开始了,而31岁的生命大多是在战乱上度过的。在不到8年的岁月中,她到处奔波,从没有在一处住过两年以上。往往待一阵就再逃,自离哈尔滨后,她被逼近的战火赶到青岛和上海,又到临汾、西安、武汉、重庆,最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场时,她终于逃到了香港(后来还计划欲与茅盾夫妇逃到新加坡)。“逃难情结”成了她永远的伤痛。这种经历使《马伯乐》在结构上类似于“流浪汉小说”。它本是一部未完之作,萧红原计划使马伯乐的逃难与她的行程相同,并且要给他一个光明的出路,可惜萧红的疾病和早夭使马伯乐永远困厄汉口,给文学史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萧红后期小说不再如前期一样剑拔弩张,充满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抗争,《马伯乐》不再是在生死场上无望的挣扎,在旷野上啼饥号寒的呐喊。它舒缓从容,充满着睿智和哲人般的思考。这与生存景况的改善大有关系,也与她“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观点有关。其次,萧红极为圆熟的应运了“黑色幽默”的表现方法。把人的不幸和痛苦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谓之黑色幽默,或病态幽默。在欧·亨利的小说《警察和赞美诗》中,主人公极尽破环捣乱之能事,目的是希望普察把他抓进监狱使冬天衣食住宿有个着落,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但当他听到教堂的唱诗班的赞美诗,灵魂受到了触动,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时,警察却误以为他欲行窃,把他判刑下狱。这种动机和结果的南辕北辙,就构成了反讽效果。萧红后期小说对此手法有极为出色的应用。在《呼兰河传》中,勤劳节俭近乎自虐的婆婆为了恤“吃饭太多、走路太快、坐的太直”的团圆媳妇合乎传统媳妇标准,使尽了手段,耗尽了钱财,最后落了个家破人亡。马伯乐对平庸,沉寂,无生气的家庭厌恶至极。为了逃出家庭,辛辛苦苦倒腾了一夜,准备了三只大箱子和两只小箱子。一副毅然决然的气势,但临到头父亲一起床,箱子也不要了,连领带也没有结,下楼就逃。结果去餐馆吃了一顿,不了了之。他去开书店,全家从父母、妻子、仆人梗妈、小丫拱、车夫、老厨子全都为他跪在耶稣像前祷告,显得特别庄严,似乎此一去,万贯资财会尽人囊中。但被他挥霍一番,连本赔光,只好关门大吉,落魄返家,全家因此对他冷若冰藉。马伯乐经常处于倒霉、受挫、痛苦甚至灾难状态中,但他的言和行严重脱节,若有其事的庄重形式和空洞内容形成了强烈对比,动机和效果有着巨大反差,因此营造出了极佳的嘲讽效果。

第三,就是对人生存状况中可笑性和滑稽性的洞察人微,笔锋所向,全方位揭开小说中所有人和事的滑稽之处,极尽嘲讽幽默之能事,这是《马伯乐》和钱钟书的《围城》(1946)的相同之处。《围城》描绘了洋学衔和旧学问错综时期的新儒林诸生相,官场化和商场化的空疏和迁腐、虚伪和卑琐。在洋场和乡镇、学校和家庭的一座座围城中的奔突颠领和逃难。作品中出现的70多个人物,人人有令人喷饭之处。在《马伯乐》中,从父母、妻子和儿女、家中车夫、仆人、丫哭和朋友小陈、船老板、王小姐父女、甚至卖包子的老板娘也个个令人解颐。马伯乐与《围城》中的方鸿渐相比,同是无用的尴尬人。都是在家庭、婚姻、社会这些“围城”中艰难“逃难”。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大阵营中,《马伯乐》是别具一格的。老舍的幽默诙谐俗白,用臂设喻,平易畅达,京味十足,充满着对市民阶层的悲悯和同情。张天翼的(华威先生》(1938)写了一个“包而不办”的抗战文化官僚的典型形象,笔调冷峻、叙述节奏明快。无情节,只写各种抗战会场的几个片断,如人物“小品”。沙汀《在其香居茶馆》以一个闹剧性的冲突引人人胜。赵树理的幽默轻松中隐含着农民的忠厚,有浓郁的晋东南民俗色彩。鲁迅将喜剧与悲剧因素相交融。而萧红将悲剧喜剧化,将人物可笑可鄙的癖性和细节加以放大,加进充满反语的议论,使之如哈哈镜而变形。兼具俗白平易、节奏明快、轻松舒缓的特点,倾向于闹剧化。

 

三、对《马伯乐》的接受与批评

葛浩文博士认为(马伯乐》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它读来令人捧腹,书中的幽默与讽刺的笔调,刻画出战时中国的形形色色,在当时可说是非常难得的。”铁峰则认为葛浩文“是美国人,他有他的艺术鉴赏标准,无可厚非。”但他认为国内研究者“通过这个典型揭示出深刻主题”的观点是“不合作品实际的”。他的理由有三:一是《马伯乐》并非一部成熟的作品,是急就成章,未加精心制作的雏形。结构失调、情节散乱、语言粗糙。(我认为他有理论先行的倾向,是用一种固定的小说框架和模式来套《马伯乐》,因此没有注意到萧红小说涉笔成趣,如“万解泉涌,不随地而出”这个特点。)二是萧红没有想马伯乐放在抗战的典型环境中去描写,只一个劲的在“逃”字上下笔,浓涂重抹,似乎在中国大地上只马伯乐和他40年代人们依然强调阿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50年“一家人在活动,因此马伯乐决不是一个典型形象。三是过分追求“可笑”和“开心”,脱离了生活真实。因此断言,《马伯乐》是萧红创作‘走下坡路’的一种表现,也不为过分。”究其原因,是对男性的失望和情感的一再受挫。[8,p222-p227]

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出版于1979年,他甚至认为当老舍自从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主任(1938年)后,就停写讽刺类小说,此后的其他作家如张天翼、叶圣陶等尝试步其后尘,但却无人能及其项背。“萧红在老舍上改变文路之后,试着继续他那讽刺的传统,而竟能写此类作品就能表现得非常好,实在是令人惊奇。”[9,p132]

对于中国现代讽刺文学而言,作为萧红的崇拜者(如《萧红评传》中,葛浩文对萧红的溢美之词与对萧红周围的男性贬斥之语形成鲜明对照),葛浩文的这个断语未免有“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主观偏好在里面。铁峰60年代开始萧红研究,出版于1991年的《萧红文学之路》明显有着以“工具论”评高下,定优劣的味道。如他对萧红的观点“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的写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认为是错误的,并寻章摘句的证明萧红作品中把对劳动人民同情变成对他们的鞭答,是一种不良的创作倾向。[10,p134一196]但参照葛浩文和铁峰的批评,把《马伯乐》放进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期待视域和接受语境中,其价值及意义可能会彰现出来。

《马伯乐》出版于抗战最为艰苦的1941年。这时文艺界的主调是“一切为抗战服务”,梁实秋就因“抗战无关论”而被群起而攻之。而没有民族自尊心的马伯乐又似乎不完全是个反面角色,作者突出的是民族矛盾尖锐时期庸人心态,书中没有一个积极的人物形象,此书在当时的评论界受冷落就不足为怪。

葛浩文认为,从文学的观点来看,“抗日文学”根本不是她作品中显著特色,(她自己说过:“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当萧红写作才能与日俱进时,她在评论家眼中的地位反而江河日下了,后来竟落到人们仅把她当成‘抗日作家’对待。所据的是技巧不够回熟之作《生死场》——而那小说的效果被勉强以‘抗日收场’为结局严重坏了。”[ll,p167]若抛开“工具论”,这个说法不无道理。这就牵涉到文学作品的接受与社会语境的问题。《阿Q正传》1921年连载时,沈雁冰就指出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30—40年代人们依然强调阿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50年代至70年代末,阶级分析者首先强调阿Q是末庄第一个“造反者”,并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批判。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中,阿Q再一次被确定为“国民性弱点的典型”。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转向对“阿Q精神”的人类学探讨,认为他表现了人类永远不能摆脱的生存困境(如生存欲求的不能满足;无家可归的的惶惑;死亡恐惧等)。

《马伯乐》在当下注重人性批判的语境中,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其他作品无可替代的价值。若从“工具论”的角度而言,《四世同堂》、《潘先生在难中》、《在其香居茶馆里》、《华威先生》、《逃难》等的战斗性和时代性自然强些,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激烈的年代,受到极高的评价是理所当然的。但若从对“国民性劣根性”和“人类愚昧”的批判的角度而言,《阿Q正传》、《马伯乐》、《围城》跨越历史、穿越空间,映照着人人身上所存在的那个“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从作者无所不刺的各色人物身上找到自身行为和生存处境的荒谬、可笑和艰难。猪八戒之所以让人更觉亲近,主要原因就是贪财、好色、贪食、犯傻、好逸恶劳、受愚弄、自欺欺人是芸芸众生的生活常态。而孙悟空、唐僧式的英雄行为、战天斗地的精神、不屈不挠的追求常常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先在的假设,更多的时候为人造的“超人”所有。从这种意义上而言,阿Q、马伯乐、方鸿渐就是我们自己,当他们进人我们的接受视域时,我们为自己的这种精神胜利法、洋奴意识、守财奴思想、多余人行为、看客行为忍俊不禁,对自己无可逃避的“大团圆”命运、“逃难”命运、“围城”命运而枪然长叹。

 

结语

马伯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典型形象,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大家族里,他是独特的“这一个”,他身上负载着萧红对人性的弱点的深刻体察,如说不完道不尽的阿Q一样,马伯乐的文化内涵也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决非“可笑”一词就能简单的概括完。萧红对“逃难”题材的深掘、对黑色幽默手法的出色应用、对人生存状况中可笑性和滑稽性的洞察,使(马伯乐》成为了一部未完的幽默讽刺小说的杰作。葛浩文曾说,萧红作品之所以能得世不朽,是在于她与众不同的文笔。在它主要成功的作品中,只有一本《马伯乐》可算是纯小说。象萧红这样有才分和声誉的作家,竟只创造出马伯乐那个唯一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实在有点夕人惊讶不已。’[I2,p170]此叹惋之言可谓中的之论。

 

参考文献

[l][5]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

[2][3][4]乐齐.潇红小说全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5.

[6]聂绀弩..萧红选集·序.

[7]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二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10]铁峰.萧红文学之路.哈尔滨出版社.1991,5.

[9][11][12]美.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3. 

标签: 萧红(23)
本话题来源于日志:http://i.mtime.com/1762178/blog/7821133/
--------------------
搏子

楼主

我要回复

参与话题讨论,请先 注册登录

中文系毕业生

4447名成员1657个主题

性质: 公开, 自由加入

可用积分:2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