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该怎样度过”，看完全片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问题。相对于各种从女权角度的解读，我更倾向于这个故事讲的只是一个人，只是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而已。
女主招“黑”的属性除去故事本身，更多源自于在行动上看上去的“游刃有余”。毕竟，在习惯庸常的年代里不以笨拙示人就会成为一种“原罪”。这么说不是因为整个故事中刻画的几位男性实在的“蠢”，而是女主表露出的决绝：不想断交的情夫就跟他老婆摊牌，一发现自己陷入与邻居的变态（病态）游戏马上就要举报，更不必说兴致上来想约就约约完以后说翻就翻。
可是，难道，男女本来不就是如此么？大概是平时见的多了没时间思考，也只有故事被讲出来的时候才有那么点时间琢磨一下？
作为一位恶名昭彰的“杀手”的女儿，稍加思考就能想到当她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的时候经历过怎样的惶恐。同时，这也是其人生中第一次被“侵入”——无力抵抗，任由摆布，人生被赤裸裸地摆放于人前。这难道不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么？当我们的人生以数据的形式存于档案，当我们周围的几乎每一位邻居都与我们熟稔，当我们曾时常为流言困扰不可终日，又有多少人不曾经历过看似平常的窥隐——“姓嘛，叫嘛，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家里有几口人，人均几亩地，地里有几头牛……”，这种段子本身如果没有起到警示的作用只能说明你的麻木，故而选择遗忘对一个常人来说并无不可。故而女主几十年后依旧心有余悸（不愿报警），想来也是正常的反应。
这是一个强力的自我掌控者，从她被强暴后的行动可以看到，做一个全面的抽血检查排除被传染性病的可能、在餐厅拒绝情夫电话里的邀约、在前夫和朋友面前坦然告知被强暴的事实。这样的人物之所以被受众难以接受就在于她的“反常”，我说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名受害者在普遍意义上被默认为是软弱的，需要援助的，而不是一个可以自我掌控到不露端倪的。相比之下，见面就哭穷的前夫和与自己有染的闺蜜的丈夫的“蠢”就被凸显了出来，前者是因为“你打了我”，后者是暗示其底下的性能力。不过，如果据此就将女主归入“女权”的范畴是勉强和模糊的，比如她会故意撞掉前夫的汽车保险杠、比如她会告诉前夫“但是读《第二性》的女人会把你吃了”、比如她会专门跑去前夫的新女友那里看人……如果说她是抵抗男权的没有异议，那么对女权她也并不感冒。
这种既不昧于此也不暧于彼的态度令人不安，因为本质上与其说这是一种“自利”人格不如说其更倾向于“自毁”，但是很明显，那些看似游刃有余甚至近乎于“狠”的作为，恰恰是其规避“自毁”的选择。
对亲情的漠视如果是来源于童年的恨意，故而将母亲的骨灰弃之于路，对父亲的遗体说出“I kill you by coming here”，不如说是其对“亲情”本质上的洞彻：父亲是掌控者，即便缺席三十年依旧是她的生活的阴霾，直到其自戕才告谢幕。这种斩断亲情的方式不能解释为自责而后自觉，恰恰相反，是其以亲情求得“救赎”的方式——长久以来几乎没有哪个民族不曾将家庭神圣化为最后的庇护所的，而现实中的庇护所却往往收容更多的是地痞流氓，真正的流亡者只能是无家可归。作为第一场苦难的始作俑者，去掉那一层光芒之后的真相，很显然父亲无疑正是其人生的第一位加害者，故而不原谅无可厚非。而母亲长久以来希望女儿去看一眼的态度，指向的是其作为亲情的身份，如果认可了这个身份就要“牺牲”自己，而“祭品”就是几十年的屈辱从此无处安身。但这是不可能的，除了满足听故事的人的需求我想不到有什么合理的理由让她这么做。
如果这么说不尽人意的话，那么换个方向看，女主在故事中成立的支点是什么？在整个故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孤立”的人，也即其站立的位置从来不是我们熟悉的“转圜”之内，因为从一开始，她就被驱逐出了这里。
现实生活是这样一个所在：你越是靠近它，它就越是荒谬，如果仔细审视生活便不难发现，我们越是具备集体公认的“人性”，实际上失去的反而越多。每个人所做的奉献并没有升华到神的国度而是不知所踪，在人群中失去信仰已经成为常识，故而除了一声庸庸碌碌地生活，生命并无太多意义。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总要不由自主地将自己陷入其中，一面苦于人生的羁绊，另一面却又劝诱更多的人“到碗里来”。
“孤立”在这种环境下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病态”，但如果没有这个“病”，不难想象其必将如众人期待的那样走进精神病院，然后几十年如一日背负着父亲的“原罪”直到死去——这不正是每个人都在面临的命运么？如果将不愿死掉的选择视为“背叛”的话，那么，是不是女主的痛快淋漓地死去才是我们的“温情”呢？
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