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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森斯坦的创作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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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12 12:54:38

刘立军

 

      俄罗斯《文学报》1999年第41期公开了苏联著名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的档案资料。这位导演几遭批判, 几番沉浮, 最终于50岁的艺术韶华之年早逝的命运, 是和斯大林时代的文化专制相联系的。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爱森斯坦(1898—1948) 是与大卫·沃克·格里菲斯和查尔斯·卓别林齐名的世界著名的电影导演和电影理论家。1925年, 由他导演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在1958年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上被评为“电影问世以来12 部最佳影片之首”,并且“至今还是世界电影艺术的一部不朽之作";作为电影艺术的奠基人之一, 爱森斯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在影片的立体结构、蒙太奇、声画框架、单镜头画面的结构、色彩以及电影史等领域, 都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的研究”, 直到现在“世界上任何一部重要的电影理论著作没有不论及爱森斯坦的”。早年当过工程师的爱森斯坦还撰有艺术和接受心理学等方面的著作, 他又是一位语言大师, 精通英、法、德、日等多种语言。这样一位罗蒙诺索夫式的天才是如何成了斯大林所指责的“苏联的逃兵”并屡遭批判的呢?

 

      1926年在莫斯科大剧院首映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以其独特的“‘杂耍蒙太奇’、群
众场面、类型演员、外景拍摄代替了先前电影中一般的‘情节’ ”而蜚声国际影坛, 德国、法国、美国、奥地利、英国的艺术家、批评家和文学界知名人士竞相赞扬它。德国的主要报纸《柏林日报》称其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永久的价值的电影”,“全世界最有力、最富于艺
术性的电影”; 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预言它“将作为开辟道路的影片之一而名留电影史中”。影片的导演爱森斯坦理所当然随之享誉世界。尤其是在德国, 他的形象被认为是整个苏联的象征。一个年轻的作家甚至把他的名字谢尔盖的第一个字母改成S( 陛下) , 这位苏联艺术家成为德国知识分子的“陛下”了。可以断定, 这很可能在某些方面隐隐地刺痛了斯大林。仅仅是“由于爱森斯坦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而使苏联获得了荣誉、关切和新的朋友”,这种刺痛才没有引爆斯大林的愤怒。这位大导演的下一部影片《十月》是他真正触怒斯大林的开始。

 

     1926年10月, 公认的十月革命的军事英雄托洛茨基和列宁的继承人、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公开化了。托洛茨基被开除出政治局, 并被调到远离国家政治中心莫斯科的苏联南方。1927年7月, 当爱森斯坦正在摄制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影片《十月》时, 托洛茨基回到了莫斯科, 并用激烈的谩骂攻击斯大林, 继续与斯大林进行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斗争。为使这种斗争取得成功,托洛茨基借《十月》即将公映之机, 组织了街头示威游行反对斯大林。斗争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 并被放逐告终。作为一个单纯的、执着于电影艺术的导演, 爱森斯坦尊重历史的真实, 因而在这部影片中已经被斯大林斥责为“革命的叛徒”的托洛茨基仍是以十月革命英雄的面目出现的。这无异于与斯大林公开作对。影片被禁演显然是在情理之中了。爱森斯坦迫于压力不得不重新编辑这部影片, 删去了所有可能被认为赞扬托洛茨基的部分, 这样它才得以于1928年3月上演。1928年2月2日, 后来成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负责人的阿尔弗雷德·赫·巴尔去看望爱森斯坦时发现这位大导演很疲倦, 就问: “《十月》拍完之后, 你是否要去休假一些时候?”“不, 我大概要一命呜呼了。”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这个回答中既有作为一个艺术家违
心地自我否定的心力憔悴之感, 也隐含着他正面临着某种外在的生命威胁呢? 这只有当时的艺术家本人清楚。

 

      因《十月》的问题而暂时被冷落的爱森斯坦, 并没有中断自己的艺术探索。他非常渴望知道外国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情况, 尤其想去好莱坞学习电影技术方面的东西; 另一方面, 当时苏联还没有摄制过有声电影, 而在美国有声电影早已替代了无声电影, 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摄制了相当数量的有声电影。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 他决定出国考察。据爱森斯坦的得力助手格里高利·亚历山大洛夫回忆, 像列宁一样重视电影艺术的斯大林一直关注着这一行业的发展。他曾于1927年和1929年两次视察过爱森斯坦的摄影棚。两次会见时他都答应了爱森斯坦的出国请求。于是, 1929至1932年爱森斯坦同他的助手爱德华·基塞和格里高利·亚历山大洛夫一起出访了欧美。爱森斯坦的这次出国访问是不顺利的。有些外国制片商邀请他拍一些商业片, 以利用他的名气和技术赚大钱。视艺术为生命的爱森斯坦无一例外地拒绝了这种邀请。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乃至仇恨。他们到处散播谣言, 称爱森斯坦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甚至暗示说他不想回国, 因为他正在外国度过“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受拘束的时期”。又由于, 当他在墨西哥拍摄影片《墨
西哥万岁》时与其资助人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因资金与拍摄时间问题产生龃龉, 导致后者中断了资助。辛克莱在解释产生龃龉的原因时称他发现“爱森斯坦是个没有信用和廉耻的人, 或者是从不考虑别人而只考虑自己的人”,“他只想用我们的钱留在墨西哥, 以便避免回到俄国去”。他还给苏联政府写了一个报告, 抱怨和歪曲爱森斯坦在墨西哥的行为。实际上爱森斯坦并不是辛克莱所说的贪图他们的钱以便留在墨西哥的人, 据爱森斯坦的英国好友——《爱森斯坦评传》的作者玛丽·西顿讲, 为了报答辛克莱对影片的资助, 爱森斯坦甚至提出无偿地为他工作, “只要一元钱一天来作为他、基塞和亚历山大洛夫在墨西哥的生活费”。只是由于墨西哥缺乏设备, 为了方便影片的技术处理, 他把每一个镜头都拍摄了两份, 所以拍摄成本提高了, 拍摄时间也延长了。在创作工作中向来不多作解释的爱森斯坦, 并没有向不懂电影技术的厄普顿·辛克莱作过多的解释, 结果导致了两人之间产生隔阂。就像玛丽·西顿所说的那样:“应该承认, 爱森斯坦这样的人确实容易使人误会”。但是, “不管谣传什么流言蜚语, 他从来也没有想抛弃他的祖国”。遗憾的是, 斯大林显然听信了这些谣言和碎语, 他担心这位举世闻名的艺术家成为叛逃者, 愤怒之中, 于1931年12月1日授意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关于爱森斯坦的决议,斥责他是“苏联的逃兵”, 并在随后给厄普顿·辛克莱发了一封电报, 告诉他苏联人民认为爱森斯坦是个叛逃者, 而不再需要他。

 

       尽管爱森斯坦带着耻辱和失望回到了莫斯科, 但是他被禁止再从事拍摄工作。据玛丽·西顿讲, 来访问他的外国人都被要求去看他的助手;有人问起他的情况时, 只能得到一些诸如他尚未进行制片工作的含糊的回答。他的某些电影界同仁则暗示说他已经“完了”, 在苏联电影界中不再起作用了。爱森斯坦转而进行电影教学和理论著述工作, 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的思想摆脱许多苦恼”。直到1937 年他才又获得了拍摄影片《白净草原》的机会, 同时也迎来了针对他的又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

 

      因为埋头研究理论和进行电影教学工作, 爱森基坦遭到“脱离实际”的指责。他又回到了摄影棚中并开始拍摄影片《白净草原》。影片的主要情节是农业集体化时期, 少先队员巴甫利克因捍卫集体农庄的利益而被其富农父亲杀死。尽管在1937 年“这种对父与子冲突的处理是很现实的”,但是, 影片开拍不久便屡屡遭到苏联电影业领导人鲍里斯·舒米亚茨基的指责和刁难。实际上, 据玛丽·西顿讲, 时任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的他从未喜欢过爱森斯坦。他妒忌他的才华,时刻想贬低他的威望。在爱森斯坦回国之初, 他曾建议爱森斯坦去拍一部喜剧片, 爱森斯坦以不符合他的艺术宗旨为由拒绝了他的建议。这使他大为不满。《白净草原》的拍摄工作进行了几个月之后, 他突然要求爱森斯坦重写剧本并改拍影片的大部分, 因为他认为影片中“对于农业集体化期间农村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的描写……被父子之间冲突所表现的善与恶的巨大斗争所淹没了”。执着于自己的艺术探索的爱森斯坦只是找同样执着的作家巴别尔帮助他对剧本作了个别修改, 主要方面并没有接受舒米亚茨基的批评意见。但是, 正如他的朋友德国作家利昂·弗希特万格对玛丽·西顿所讲的那样,“他在那时已预见到许多麻烦”。参与整理爱森斯
坦档案资料的俄联邦总统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历史学博士安德烈·阿尔季佐夫对《文学报》记者也做过类似的描述。舒米亚茨基当时满怀妒意地注意着《白净草原》的拍摄工作, 爱森斯坦也感觉到了这位领导对影片和自己的威胁。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攻击, 影片免受破坏, 他急于找到权威人物给予影片认可。当时正在俄国的极受欢迎的德国作家、爱森斯坦的知音利昂·弗希特万格担当了这一角色。作家同一直支持爱森斯坦工作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长巴比茨基及其助手索科洛夫斯卡娅看完影片《白净草原》后,在《苏维埃艺术报》上撰文肯定影片是“电影术中新的一部”。遗憾的是, 这位权威人物的认可成了影片及其导演悲剧命运的催化剂。1937年2月5日, 舒米亚茨基就弗希特万格一事向斯大林作了恶意攻击性的汇报,指责爱森斯坦违反规定把未完成的影片放映给外国人看, 并把《苏维埃艺术报》刊登了弗希特万格的文章一事诬蔑为“在我们莫斯科有些人明里暗里地进行着似乎是为了保护爱森斯坦的斗争活动”。结果, 3月17日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下令禁止已接近完成的《白净草原》的摄制工作。这之后, 舒米亚茨基在《真理报》上撰文激烈攻击、贬低、诬蔑《白净草原》和爱森斯坦, 指责爱森斯坦盲目自信自己的“学术深遽性”,摄制了一部“有害的形式主义的”影片,“影片不是以揭示阶级斗争为基础, 而是以……‘善’与‘恶’的斗争为基础”,因而“不能反映集体化年代里苏维埃农村社会改革和生活重建的真实过程” 。爱森斯坦陷入了迷惘, 他不知道, 在“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艺术中占优势的新时期里人们期望他的究竟是什么。……他看来是真实的东西, 其他人看来仅仅是形式方面的实验, 而其他人看来似乎是现实主义的东西, 他却觉得是肤浅和无知的人们所作的静止和不自然的作品”。深深困扰着爱森斯坦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被刚刚访问过苏联, 失望归国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找到了:“凡是把注意力较多地放在形式上而不是放在内容上的艺术家都是错误的, 都要被指控为形式主义。只有俯身屈就于某种导向的内容, 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艺术作品一旦……昂起了头……就会被宣判为形式主义的作品”。一言以蔽之,“在苏联, 不管一部作品多么美,只要它不紧跟路线, 它就会遭到羞辱”。爱森斯坦决定为捍卫自己的艺术理论而斗争,尽管这斗争现在看来是不可能胜利的, 因为他只把电影官僚舒米亚茨基看成自己的对手, 而没有发现站在他身后的斯大林。他召集同行们观看禁片《白净草原》并对其进行讨论。他得到了部分同行、作家、剧作家及一些电影界领导的支持。舒米亚茨基又及时将这一情况揭发性地上报给斯大林的得力助手莫洛托夫。报告中称这次会议是“小资产阶级文艺家们的造反活动”。不久, 爱森斯坦在工作时被逮捕了。《白净草原》遭禁演, 爱森斯坦也被开除出制片厂并被剥夺了继续拍摄电影的权利。

 

      现在我们要问, 爱森斯坦屡遭迫害的根本原因何在? 是因为影片的“明显错误的和形式主义的情节”吗? 是舒米亚茨基对爱森斯坦的妒忌和仇恨吗? 显然不是。正如安德烈·阿尔季佐夫所分析的那样, “并非‘形式主义情节’决定了影片的命运”, 主要是因为“影片未经他——国家的最高新闻检查官——的审查就被放映这件事激怒了他”。的确, 这对于一贯大权独揽的斯大林来说无疑是无法忍受的, 是对他的权威的挑战。这才是爱森斯坦及影片《白净草原》的悲剧源泉所在。那么, 《白净草原》究竟是怎样一部影片呢? 看过这部影片的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影片引起很多争议, 但它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参加过1937年对《白净草原》的讨论的德米特里·马里扬, 在谈到杀害儿子的凶手的父亲形象时说:“难道这是可以憎恨的敌人吗? 这又是一个不幸的、被革命迫害死的, 值得可怜的人……为什么我们在应该憎恨他的时候却可怜他呢?”由此, 影片《白净草原》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爱森斯坦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的正直、真诚和高超的技艺可窥豹一斑。可惜的是, 影片被毁掉了。世界电影史永远失去了一部可贵的作品。

 

      失业后的爱森斯坦曾写信给舒米亚茨基恳求让他工作。舒米亚茨基就此事在向斯大林请示时坚决地请求斯大林不要让这位导演重新工作。然而, 斯大林并没有这样做。他宽厚地向爱森斯坦“订做”了两部影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伊凡雷帝》。这两部影片的完成使爱森斯坦在国内的声誉又达到了巅峰。这再一次印证了纪德的话:“在苏联……对艺术家、作家的要求就是听话, 于是就会给予他一切”。可是, 这两部影片在国际上却没能引起像《战舰波将金号》那样的轰动。爱森斯坦成了斯大林文化专制下的一个牺牲品。

 

本文主要的参考书为玛丽·西顿所著《爱森斯坦评传》及安德烈·纪德所著《防苏联归来》。

9.5 

谢尔盖·爱森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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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290)

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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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楼主

管理员给此话题奖励了3分!
2011-4-12 16:02:18

悲剧的不只是爱森斯坦一个,塔可夫斯基被称为“卖国者”,帕拉杰诺夫也九死一生

一生中只拍了四部片的帕拉杰诺夫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的创作是为了“延续塔可夫斯基的艺术生命”,这句话给我带来的震撼久久不能平息,我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天才的生不逢时感到惋惜,为强权专制对艺术的恣意践踏与侮辱感到耻辱,这是人类最大的丑恶与悲剧

30年代后苏联电影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后,很多蒙太奇大师失业了,当时混得开的大概只有维尔托夫!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模式化、肤浅、无聊,电影本身不在乎艺术水平有多高,唯一的目的在于电影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有时甚至歪曲历史

其实,苏联的情况和某个国家很像,但我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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